欲成大事者

绝不与烂人烂事纠缠

◎ 关山远

近读《曾国藩家书》,读到他在纷扰乱世中不断修为,追求慎独大境界,突然想起一句话:

除了变得更好,我们别无选择。

一

确认过眼神,都是帮烂人——在溽热的长沙,白晃晃的钢刀与赤裸裸的辱骂包围之下,曾国藩悲愤交加。

这是曾国藩人生所受的几次巨大侮辱之一,时在咸丰三年(1853年)八月,长沙城里的正规军绿营士兵围攻曾国藩,他差点就被乱刀砍伤。

事情源起曾国藩这条鲶鱼,搅乱了湖南官场一潭死水。

太平天国起事后,清军兵败如山倒,正规军眼看着是靠不住了,咸丰皇帝紧急下旨各地办团练,保境安民。咸丰二年底,正在湖南湘乡老家给亡母守孝的曾国藩,就收到了这么一道诏令。

当时的曾国藩,堪称官场骄子,27岁参加会试成功登第,十年时间,从一个进士晋升为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,可谓春风得意。但从当时曾国藩的书信来看,他在京城过得并不快乐,官场腐败,同僚颟顸,他想做事,却没法做。

机会来了,就是办团练。国家重金养的八旗、绿营,被太平天国军队一路打得稀巴烂,已不可救药。曾国藩想另起炉灶,训练一支未被腐化的新式军队,来救国救民。

其实办团练是咸丰皇帝病急乱投医,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43位退休或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,这些官员绝大多数都没有打仗经历。按当时官场揽功诿过、敷衍搪塞的习气,大伙儿对皇帝的旨意,也是选择性执行,既然皇帝有旨,好,就在城里挂个牌,设个办公室,劝(逼)土豪富商捐笔钱。大家的心态是:大清这么大,有没有我这支体制外的小部队无所谓,救国,我起不了啥作用,亡国,我也没啥责任,天塌下来了,有皇帝先顶着呢。

但曾国藩不这么想,他甚至想以办团练为切入口,来对湖南官场进行一番刮骨疗毒,下猛药改变政治生态。这显然是犯了大忌。

当时的情形是:太平天国围攻长沙不下,呼啸北去,但湖南民间已被撩拨成了一座活火山,会党并起,群盗如麻,土匪遍地,社会治安不是一般的差。曾国藩决定来一次严打,他以“帮办团练大臣”身份,在自己的公馆开设了“审案局”,对土匪、流氓、会党分子杀无赦。他大名鼎鼎的绰号“曾剃头”,版权所有者不是太平军,而是湖南黑白两道。

铁腕之下,湖南治安好了许多,但官场对曾国藩日渐不满。他们不看曾国藩做了什么,也不看自己没做什么,他们的怨气在于:这本来是咱们的事,关你什么事?你这样搞,是不是打我们的脸,让我们显得很无能?他们什么都不愿意做,却也看不得别人做。他们的逻辑是:大家都混混日子赚赚钱,你好我好大家好,你装什么装?

冲突白热化,在于曾国藩让绿营跟湘勇一起参加会操。这下捅了马蜂窝:绿营的大老爷们打仗不行,享受还差不多。长沙夏天酷热无比,让这些官老爷兵油子到大太阳底下出操,死也不干。带头闹事的,是长沙副将清德。此人很烂,太平军攻城时,他居然吓得换上便装躲到民宅中。但烂人的特点,就是窝里横,明刀明枪上战场不行,私下里煽风点火却是一流功夫,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,“操演之期,该将从不一至”,而且摇唇鼓舌,四处煽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“摆弄”。

曾国藩大怒,给皇帝上折子弹劾清德,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“将士畏葸,疲玩已成痼习,劝之不听,威之不惧,竟无可以激励之术”。清德有硬伤,咸丰皇帝随即下旨将清德革职拿办。

但如此一来,湖南官场的烂人们给彻底惹毛了:官场潜规则就是“官官相护”,你曾剃头居然剃到我们头上来了?他们的反击阴险而致命:八月某日,绿营士兵寻衅滋事,打伤了湘勇。曾国藩很生气,给清德的上司、湖南提督(相当于湖南军区司令员)鲍起豹发函,要求他严肃处理。鲍起豹正愁没机会呢,于是把几个绿营士兵绑起来,大张旗鼓送到曾国藩公馆,同时散布这几人要被曾剃头砍头的谣言。绿营兵的戾气瞬间被点燃,充分显示了不擅打仗、擅长私斗的特质,包围了曾公馆,群情汹汹,挥刀就向曾国藩砍去。

二

牙齿被人打脱,怎么办?很多人的选择是:还击,你打脱我一颗牙,我打脱你两颗牙。

曾国藩的选择是:“打脱牙和血吞”。欲成大事者,绝不与烂人烂事纠缠——曾国藩是在被烂人烂事纠缠到走投无路时,才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多么痛的领悟。

堂堂正二品大员,居然被一群兵痞执械围攻,曾国藩怎不清楚背后奥妙?鲍起豹故意挑起士兵闹事,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士兵鼓噪时,长沙城里的大小官员们,个个赶紧关上大门,在屋里窃笑,要看曾国藩栽个大跟斗。曾国藩的公馆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一墙之隔,绿营兵也照样敢围攻,可见骆秉章也是怂恿者之一。

绿营士兵动刀伤了曾国藩的卫兵,直扑他而来,曾大人一看不妙,顾不上斯文,连忙跑到隔壁骆秉章办公室,敲门求救。巡抚大人正在窃喜呢,见状还装腔作势:哎哟,这是咋的了?

骆秉章这么“化解”了冲突:上前亲自给几个兵痞松梆,连连道歉:兄弟辛苦了,委屈了。绿营士兵兴高采烈,终于在内斗中打了一个大胜仗,他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曾国藩,拥着那几个“英雄”走了。剩下骆秉章与曾国藩,骆没有对曾说什么老弟开会了,只抛下一句:将来打仗,还得靠他们哪。说完,扬长而去。

还有比这更打脸的么?曾国藩呆在当场,估计修养再好,湘乡骂人土话亦是在胸口奔涌,一遍遍奔涌。

曾国藩被打脸,长沙城里一帮官员个个感觉脸上有光,当成笑话来讲,恨不得放鞭炮。史载,“司道群官皆窃喜,以谓可惩多事矣”,看你曾剃头还多不多事?曾国藩此时也陷入了一个如何应对的艰难处境。他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,而且做事从无私心,为朝廷也为桑梓考虑,凭什么要遭受如此侮辱?

其实古往今来,多少一心做事者,却往往做不成事,多是因为有人掣肘之故。你想做事,别人偏偏不想做,更不会搭理你的理想、情怀,他们只盯着眼前自己的利益,太平军围城时,从官员到士兵恐惧不已,但是太平军走了,就那么一点点太平时光,他们又患上了健忘症,延续惯性,享受在既定利益格局中自己的那个位置。他们才不考虑“诗和远方”呢,他们就享受眼前的苟且。当然,他们在乎的,还有“面子”。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,内忧外患,岌岌可危,就像一艘四处漏水、即将沉没的巨轮,挣扎着想爬出去的人,反而被一堆人扯下来:要死一起死,你想干什么?

曾国藩不想一起沉沦,他还想修补这艘大船。但搞成这个样子,还没跟太平天国作战呢,就差点挨了自己人刀子,怎么办?当时的曾国藩,拥有直接向咸丰皇帝上书的特权。激愤之下,他想参鲍起豹一本,就像之前干掉清德一样,但冷静下来一想:即使干掉了鲍起豹,又能怎么样?在长沙,同僚的敌意会更浓,他的生存环境会更恶劣……

算了,算了,不跟这些烂人纠缠了。

曾国藩去了衡阳。

三

树挪死,人挪活。

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”,在清朝,这里尚属偏远之地,民风淳朴,官场也相对简单,曾国藩一到衡阳,如鱼得水,他与衡阳有不解之缘:他祖籍衡阳,少年时,在衡阳求学,夫人欧阳氏,也是衡阳人。这次从长沙忍辱出走,内心受到一万点伤害,但并不是到衡阳疗伤,而是练兵。事实证明:衡阳成了曾国藩辉煌事业的起点。

他在衡阳只待了5个月,却练出了一支大军,水、陆两师一万人,其中水师10营,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为5营,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,分别以褚汝航、夏銮、胡嘉垣、胡作霖、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为营官带领,共5000人；陆勇亦5000余人,分成10营,500人为一营。分别由塔齐布、周凤山、朱孙治、储玫躬、林源恩、邹世琦、邹寿璋、杨名声、曾国葆等带领。这支队伍,史称湘军,改变了历史。

于曾国藩而言,这5个月时间,是高效的,没有人掣肘,没有人捣乱,也没有省城官场没完没了的应酬、勾兑、尔虞我诈,更没有一堆烂人给他整出一堆烂事来。相反,这5个月,他确定了自己日后成就不朽事业的班底,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聚集在他的麾下,这是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。

湘军很有特点,血性书生为将,淳朴乡民为兵。著名作家唐浩明在《冷月孤灯·静远楼读史》“治军方略”一章中写道:“曾氏挑选勇丁,不选逃兵散兵,不选城市油滑人,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朴实。他选勇丁,选农村人,尤其是选山冲里人,选三代务农人家的人,看重的就是这些人的朴实。”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:“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,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。故决计不用营兵,不用镇将。”长沙那帮绿营兵痞,给他的刺激太大了。

在这支年轻的队伍中,有两个人特别值得说说:

一个是塔齐布,他是满洲镶黄旗人,生性忠勇,武艺高强,原来效力于长沙绿营,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保卫战中立下战功,引起了那个临阵脱逃的副将清德的嫉恨,多次撺掇鲍起豹对他加以侮辱。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小人擅长制造小鞋,塔齐布在绿营的的日子挺难过的。曾国藩爱才如命,想把塔齐布纳入麾下,他给咸丰皇帝上奏折举荐:“塔齐布可堪大用,如果作战不利,我甘与他同罪。”塔齐布就这么背负着绿营叛徒的身份,也从长沙到了衡阳,加入湘军。

事实证明,曾国藩识人甚准,塔齐布每役冲锋在前,迅速成为一代湘军名将,3年之内,便由正四品的都司,因功升至从一品的提督,升任提督后,他在左臂刺上“忠心报国”四字,他没在绿营那个大酱缸中败坏、沤烂,也是“树挪死、人挪活”的典范。

一个是彭玉麟,他就是衡阳人,曾国藩邀请他出山时,他正落魄潦倒,闲居在家。他应邀创办了湘军水师,购买洋炮,制造大船,制船制营制章程。水师对湘军最终能够战胜太平军起了巨大作用,太平军起事之初,史载,其战船往往“蔽江而下”,所向披靡。水师成为清军的软肋,在彭玉麟的努力下,湘军水师屡败屡战,愈挫愈强,最终逆转乾坤,控制了长江水道,为攻克天京立下汗马功劳。彭玉麟也因此成为近现代中国海军的创始人,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。

彭玉麟人品也非常好,曾六辞高官,因“不要命、不要官、不要钱”而被称为“三不将军”,但国家危难时,又以老病之躯挺身而出,留下诸多传奇。一个落魄书生,最终名满天下,不得不让人感叹当时风云际会、英雄辈出,更感叹曾国藩的凝聚力。

在衡阳5个月后,曾国藩誓师北上,湘军浩浩荡荡,水陆并进,一个属于他的辉煌时代开始了。若干年后,他跟儿子回忆创业阶段的艰辛时说:“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,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,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。”

无疑,曾国藩的成功,离不开长沙官场的“激”与“逼”。

四

曾国藩再回到长沙城,又是另一番光景了:

湖南巡抚骆秉章亲率省城重要官员,抬着一顶八抬绿呢空轿,恭恭敬敬来到曾国藩住的船边拜访。见到曾国藩,骆秉章那个亲热劲啊,好得两人就像生死契阔的兄弟,假装忘记了半年前自己对曾国藩的傲慢、嘲讽与打击。那个鲍起豹不在这群谄媚的官员行列中,他已经被革职,没有资格了。

这一切变化,建立在湘军大捷的基础上:湘军第一战,虽然曾国藩的水师败于靖港,但塔齐布在湘潭十战十捷、水陆全胜。当时太平军过处,清军无不溃败,清廷太需要这场胜利了,何况是一支体制外的新军取得的大胜利。

前呼后拥,谀辞如潮,坐在八抬绿呢大轿上,长沙城头在望。可以想象,曾国藩此时又怎不对命运巨变颇多感慨:

你不强大,谁会把你当回事?你不强大,游身八卦掌哪能变成热烈鼓掌?

其实,他的磨难远未过去,在接下来的征战中,他有过绝望、差点被俘、一度走投无路……他硬挺了下来,而且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,他一生立志做圣贤,始终注意反省与修行。他的朋友越来越多,后人读史,无不为曾国藩人生后期的人缘惊叹:莫逆于心、守望相助、同舟共济、生死与共。

这就是人格的力量。

“慎独”,是儒家提倡的修为大境界,曾国藩做到了,穷其一生,恪守一个“诚”字,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,不欺人欺己。不欺人,不容易；不欺己,更不容易。多少人,活给别人看,沉浸于欺骗自我的“人设”中,入戏太深,无法自拔。

晚清,三千年一大变局,天下糜烂,官场黑暗,局势吊诡,一些政坛明星,刚刚粉墨登场,旋即人头落地,曾国藩立危局而不倒,靠的是大智慧,他在一封家书中这么写道:“祸咎之来,本难预料,然惟不贪财、不巧取、不沽名、不骄盈四者,究可弥缝一二。”这句话,与他的知心好友、另一位湘军大佬胡林翼的名言,相当契合:“人生在世,只有一安心法,安心作一忠义人,则亦无他念矣。”

既有远大志向,又能洁身自好；既有中流砥柱的底气,又有迎难而上的勇气；既能上马浴血杀敌,又能下马自省内心……乱世当中,祸福难测,无论曾国藩,还是胡林翼,除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,别无其他选择。

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:咸丰时代的权臣肃顺,一直是曾国藩和湘军在朝廷的坚定支持者。咸丰死后,肃顺在政治斗争中惨败于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组成的同盟,在菜市口刑场给砍了脑袋,随之而来的是对“肃党”的清洗。这时有人阴森森地说:曾国藩肯定是肃党,收拾他。

历史上总不乏这种满怀恶意、伺机一击之人。但肃顺家被抄后发现:此人权倾朝野时,大小官员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千封,有阿谀的,有投靠的,有跑官要官的……独独没有曾国藩的一封信。

他不需要人身依附、混“小圈子”。

五

小说《曾国藩》有个细节:曾国荃率军攻克天京后,曾国藩来看他,与弟弟独处时,掀起他的上衣,抚摸他的伤疤,十余处,一处处摸着问:老九,何时受伤?还疼不?问得曾国荃先是泪流满面,继而嚎啕大哭。曾国藩说:尽情哭吧,把这些年的辛劳、委屈、痛苦都哭出来。

曾国藩身上没有伤疤,但心头累累皆是,他的辛劳、委屈、痛苦,不比弟弟少。但这些皆是修为,让他变得更好。

        （ 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）